薛澜:从ChatGPT看中国科技创新体系

2023-08-11 财经ThinkTank公众号

推动中国科技创新需要进一步优化科研规模和公共科研经费配置、激励中国学者挑战难度更大的前沿问题、完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薪酬制度、破解企业基础研究不足的难题。

——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所有的转型,包括产业升级等等,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科技创新,这也是在十九大二十大报告里面都再三提到,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实现两个100年目标最核心的要素。

在科技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件大事—— ChatGPT的出现,在全世界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在中国。但是在惊叹ChatGPT的巨大功能的同时,社交媒体各方面都有一个普遍的声音,说怎么又是美国,为什么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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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数据来看,中国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确走在世界前列,但为什么在突破性领域,似乎总是差一点。

在人工智能,中国从2010年到2021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全球领先,做大模型的学术机构和企业也有很多,但是实现突破性进展的确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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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数据。这条紫线是我们国家,从2010年到2021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蓝线是欧盟那些国家总和,然后下面的线是美国,所以我们实际上发表论文是远远超过这些国家的,但实际上我们好像突破性的成果不是走在前列。

最近看到关于低温超导的文章,当然目前还有各种争论。

包括韩国专家组也把它否定,但是确实有苗头。这些先姑且不论,但的确看到中国现在生产大量的论文,发表各种专利申请,都可以看到是走在前面的,但是在突破性的领域上就是出不来,背后到底有怎样的问题,可能是国内的很多学者,包括各个地方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下面就非常简要的把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介绍一下。里面好多的研究是跟史冬波老师一起做的。如果讲科技发展基本情况,的确中国这些年的投入各方面的情况真的很多,用美国的科学与艺术学院几年前的一个报告,也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用的购买力平价的指标,按照这个来讲的,中国现在投入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用现价来比,也是跟美国相当接近,相当于美国的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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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发投入的强度,投入强度现在已经超过了2%,主要的创新国家都是在中间3%左右,以色列韩国高一些,超过了4%。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这个苗头应该也不算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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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论文发表数量,最新的数据上也超过了欧盟,所以中国发表论文量是巨大的,这还不算中文,只是国际论文。按照引用指标来看,中国做的也是相当不错。这是基于自然杂志的 nature index journal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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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中有一个问题,在论文发表数量增长的过程中,学术不端行为也增长迅速。2018年被撤稿的数量,在全球总量中也占到了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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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领域也是重灾区,中国在因伪造/捏造等公然学术不端的行为被撤稿的论文中有72.96%来自生物学领域,中国生物学领域在全球的撤稿量,占全球生物学领域撤稿总量的72.8%。这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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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方面,上面橘红色是中国的申请,下面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申请,所以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占了全世界快一半了,专利的批准也是全球最高的。500强公司也不断增长,美国科技艺术报告中说,中国现在步步紧追美国,在不同年份中国已经反超了美国。

所以看到这些数据,我们会觉得中国的发展相当不错,那么问题在哪?所以再看一下结构的问题,国家创新体系有不同的机构,不同机构中也有不同的分工。

如果进一步分析结构,可以看出一些具体情况。

首先按照经费来源和按照执行部门来说,不管是投入还是执行的主体,将近80%都是企业,所以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创新活动全部都是政府投入的,这其实是错的,其实企业是关键。

中国所有的机构都是把事业发展作为主要的,就是做开发,企业96%是做开发的,研究机构一半是做开发的,高校10.3%左右是做开发的,所以整个中国的研发投入,只有6%在基础研究。

在结构上看,中国的研究特别偏应用,这可能是首先一个的特点,在主要的国家和创新型国家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是最低的,只有6%,其他国家都是两位数,差的比较大,如果和英国、法国、意大利做比较的话,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在一起超过了总额的一半,中国两项加在一起不到20%,所以差距是非常大的。

第二虽然中国基础研究少,谁在做的基础研究?再跟其他国家对比一下,又看到一个巨大的差距,中国企业在基础研究执行部门做的不到3%,而中国跟韩国美国日本对比的话,差距非常之巨大。

美国、日本、韩国企业做了很多基础研究,韩国超过一半的基础研究都是由企业做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小结一下,在宏观资源的配置上,中国投入和产出的总量都没有问题,都是很高的。

产出的质量怎么去衡量,怎么去衡量突破性的研究,怎么去衡量高质量的专利,目前确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另外要制止学术不端的情况。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并且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和其他创新强国相比也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所以宏观上在这两个方面至少能看得出来一些问题。

微观上,目前创新体系微观运行机制有几个特点——低的稳定收入+高的绩效工资,另外在高校有长聘制,也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超大规模的评估,现在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做老师的,你每年都会接到大量的评审,无论是人才评审还是项目评审。但是评审的特点最后都是看指标,因为不再是小同行,都是大同行,就只能看这些指标。因为对实际内容并不很了解,这也是一大类问题。还有就是自由探索和规划,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各种规划和各种计划。这样的话大家都是在跑项目,所以项目是满天飞的,所以真正稳定的机构和个体是非常少的。

如果要回到科学研究活动最基本的过程的话,其中就是科学研究背后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从最开始去识别研究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决策,识别研究问题之后还要确定研究方案路径,确定路径以后再去找可能的方案,最后得出来结果。中间的链条的是1%的概率乘1%的概率,结果就是万分之一了,所以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如果按照科学共同体内的价值追求,公有主义普遍主义无私无利,按照这些价值追求,就应该去做一些真正的研究,就是那些难题。

但这些难题可能就是万分之一的机会,所以如果按照科学的规则去做,和你现行的管理的体制去比较,会面临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可能发表不出来论文,可能职称晋升不了,所以很多人被迫在这个规则下,去选择进行短期的行为。

史冬波老师也做了一些研究,如果科研行为违反科研价值,就会去选择比较容易做的,这样科研成果的数量就会大大增加。

有些学校发表论文就会获得奖励,用医学院做的案例——发表论文会获得奖励,从大的意义上来讲和现在的奖励机制是一样的,低工资高奖励。平均一篇论文会获得1.96万元,发表的论文多,相应的得到的奖励也会变多。实证研究发现这样的制度确实对论文的发表有帮助,这个制度确实可以鼓励大家去发表论文。

研究发现如果奖励每提升1万元,每个医生平均就可以多发表0.132篇论文。当然论文的质量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研究发现,提升论文奖励,无法改变研究的平均质量。并且对于影响因子超过5的杂志,奖励政策无效。

很多老师都非常理性,因为在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刊比较水的文章,第一评审不容易通过,第二这种研究不确定性也很高。从侧面可以看出中国现在文章那么多的原因,就是短期的激励机制。短期的激励机制的确可以使研究者去追求短期之内能够出结果的研究。但是对于长期的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就很少有人去问津,最后导致的就是突破性的成果很少。

最后我想提一些共同来思考的问题。现在在鼓励全社会加强科技投入,首先特别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科研规模是否可以持续不断地扩张?

现在的规模,至少在90年代开始始终是在上涨的,那么有没有一个增长的极限。

单位投入的效率是不是有一个倒u型的规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实际效率可能是下降了。当然科技政策一定是越投入多越好,但是从对国家负责的角度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另外公共科研经费配置如何更合理,科技计划和给机构还有给个人的奖励怎样去更好的平衡。

第三怎样去激励中国的学者选择挑战更大的题目来开展研究。不管韩国的案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都挺为它背后的故事所感动。中国要有更多这样的学者,中国就会变得了不起。

另外怎样去破解中国企业基础研究不足的难题。我们面临的卡脖子的问题背后都是产业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背后的机制需要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就是应用基础研究。

第四是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是不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薪酬制度,特别高兴看到最近深改委通过了关于高校科研院所薪酬体制改革的意见,我觉得中央是把这个问题抓到了核心,总书记特别提到了要建立保障激励兼顾的薪酬体系,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好,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本文为薛澜在第十八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来源:New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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