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运行了70年的国际体系崩溃，那时的世界看起来可能更像1900年的世界：一系列世界大国俄罗斯、日本、崛起的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群雄并立，互相角力。2020年的世界群雄包括美国、中国、印度，经济意义上的欧盟，试图找到自己位置的英国，试图在美中之间找定位的日本，尽管问题缠身但仍能施加影响的俄罗斯。它可能意味着中小国家最终不得不落入大国势力范围之内，存在各种引爆点。这是一个历史参考点，提醒人们不要放弃当前的国际体系。
佐利克。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在美国，共计超过100万。美国有超过6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排名第二的意大利的两倍多。世界银行表示，在抗击全球贫困方面取得的进展有可能被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逆转。这场疫情迫使全世界千百万人失业。世界银行因此表示，全球贫困率将自1988年以来首次上升。随着疫情蔓延，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为降低成本形成的供应链，尤其是医疗器材的供应链，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脆弱；个别声音认为疫情应该加快美中间的脱钩。对于这些议题，从中美关系到全球化再到世界秩序，从疫情到美国大选和移民政策，从供应链到贸易政策到政治互信，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是全球少有的几个高屋建瓴者。佐利克非常丰富的政治生涯和从政经验包括，在2001年出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大约15年以前，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将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讲话。那次讲话的缘起是此前他与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的美中21世纪首次战略对话。佐利克回顾说，在那之前的30年里，来自两党的多位总统一直在尽力把一个贫穷且在经济上受到孤立的中国融入到由美国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中国领导人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现代化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在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取得的。中国从一个隐士般的国度登上了国际舞台，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在中美关系上，因为他的善意和富有建设性，现在他已成为美国少数派代表。4月28日《财经》记者采访佐利克时，他指出，在1930年前后，我们曾尝试过经济民族主义、封闭主义，它助长了大萧条和二战。在佐利克看来，全球化并没有失败，但它是脆弱的。但将生产链等从中国转移走，最起码也是困难重重、代价高昂的事。显然，闭关自守不符合美国或美国民众的利益。走这条路只会加剧而非减轻当前的危机。
世界各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封闭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家毫无疑问都会调整其供应链。出于弹性和灵活性的考虑，会让它们改变有关存货和库存的想法《财经》：在疫情考验面前，有些发达经济体被认为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和设备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中国的长处和不足是什么？你最大的关切是什么？佐利克：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用了一定的时间才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危害。考虑到中国的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武汉的地方官员不愿报告坏消息，更糟糕的是，他们训戒了一些医生和试图暴露问题的人。在意识到疫情的危险后，中国迅速采取了其他国家政府难以仿效的控制措施。就能接触到的报道来看，在最初出现失误后，中国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做得很好。但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现在也面临后续疫情的冲击，在应对疫情对经济复苏造成的伤害。无论中外，承认我们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重要。我们甚至无法信心十足地对2020年余下的时间进行预测，更不用说未来几年会如何了。话虽如此，中国资源丰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更像发达经济体，当中国有担当时，它有解决问题和未知的手段。中国有技能、有资源、有能干的人，我的观察是，中国前行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做到信息透明和诚实，用更贴近中国的比喻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那是一个逻辑系统，需要信息和反馈。因此，透明不仅对北京和各省省会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公众和外界都很重要。此外，透明度和开放性对吸取经验教训也很重要。随着时间流逝，所有国家都会意识到它们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大流行病很可能再次发生。因此，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应在经验教训前保持谦逊。中国面临的一个风险，也是各国普遍要面对的风险：世界各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封闭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家毫无疑问都会调整其供应链。出于弹性和灵活性的考虑，会让它们改变有关存货和库存的想法。但最大的政策难题在于，它们是在有凝聚力的国际体系框架下？还是分裂成国家封闭体？
佐利克：都有。当这种大流行病、金融危机或“9·11”这样重大恐怖袭击发生时，涟漪效应四处蔓延，从涟漪变成波浪。显然现在公共卫生危机高悬，在吸取预期干预的经验教训时，公共卫生问题是否会合并成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它取决于经济复苏的起伏或和缓，但无论经济以何种方式复苏，一旦融入政治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棘手。各国政府将被迫选择是国际合作还是自我封闭……所有一切彼此相联。
《财经》：这就涉及到公共部门的角色，很多国家为应对疫情祭出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支持。美国和欧洲国家实施了程度、范围不一的“封城”乃至“封国”措施。在重大冲击下，如何衡量公共部门的角色？佐利克：我们面对的是来自外部的健康威胁，需要公共行动。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毫无疑问至关重要。无论是否引入法规，公共部门从经验中反省一直都会非常重要。在中国，需要严禁“野生动物湿货市场”或类似的野生动物交易。说起公共回应，不同层级的政府各司其职也很重要。在美国就要区分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等的不同权限；中国的中央政府，各省、市、农村地区等各有不同的职责。比如在集中领导的前提下，地方官员是否不愿分享坏消息或自认为其无权采取行动？因此，公共部门和政府毫无疑问会成为依托，同时也会受到严格审视，其有效性就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辩论很多。但也必须小心，不能无期限地、过分夸大政府的角色。美国的私营部门是国家中长期韧性和适应能力的关键。私营部门不仅指那些做买卖的企业，像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大学等机构也在其中，它们在研制疫苗和快速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也大体如此。公民社会中，公民形成的网络通常是自愿的，其承诺的力量是社会凝聚力的关键。现在全球都靠私营部门进行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技术的使用和数据应用。我对中国的建议是，至少从外部世界看来，中国似乎非常倾向于把国有企业作为政策工具。这可以理解，因为国有企业便于直接指挥；中国的私营部门是生产创新和更高绩效的关键。有中国朋友提到，武汉抗疫初期依靠省里途径获取物资而走了些弯路。有时候可能要问阿里巴巴的物流系统好使，还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建起的后勤系统更好使？我提到私营部门和社会的观点并非要弱化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而只是想扩大它的外沿。像你提到，当国家受到威胁时——无论是医疗物资供应、贸易还是其他，各国会试图竖起边境障碍物或加强保护。因此，我敦促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健康的应对措施。无论是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海洋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数据安全等问题，它们都需要跨越各国国境以外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学术上吸引私人作为跨国参与者介入其中。因此，我倾向于看到网络体系的反应而不是上下层级的响应。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然发生了变化。变化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开始，疫情只会令这一变化加速《财经》：你刚才提到供应链。随着疫情传播，各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运作是否从此改变路径？佐利克：首先要认识到，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然发生了变化。变化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开始，疫情只会令这一变化加速。从1990年到2008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速度大约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从2008年开始，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低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部分原因是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壁垒，但它们不是全部原因。其次，分解贸易数据会发现，货物贸易的增速有所下降，但自2007年以来，跨境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增速高60％。虽然估算方法不同，但服务业大约占全球贸易额的20％。但若把无形资产、数字产品以及各种相互关联的贸易交易放在一起，则服务业几乎达到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因此，制造业贸易放缓，服务业贸易却在增长。另外各区域间差异巨大。东亚是变化发生的关键部分，这里集中了汽车、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元件等，而东亚格局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中国发展出更多的国内供应链，它试着在价值链中不断向上发展，正朝着更有分量的消费端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大宗商品。现在中国早已超越了将进口原材料组装成最终产品的阶段。另一个因素是，价值链中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贸易在下降，换句话说，价值链的知识密集程度越来越高，更多地依赖于高技能的劳动力。最后，技术也在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增材制造（3D打印）发展。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全球供应链是跨越多个国家/地区的一大批特定的产品和装配生产线。3D打印不同，它生产的通常是现场定制的小批量产品，技术在不断更新变化。话虽如此，不确定性也是如此之多。比如我看到的有关3D打印效果最早研究之一涉及助听器。助听器体积很小，重量很轻，但助听器行业使用3D打印实际上促进了贸易，因为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有趣的是，丹麦、瑞士和新加坡这三个主要助听器生产国一直占据主导。也许比助听器更重的产品会有不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正在改变价值链，它越来越多地依赖跨境数据流和数字平台。至少在我看来，国际治理体系和其规则并未能跟上步伐，与时俱进。2001年至2005年初，我担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时就推动在WTO谈判之外进行自由贸易协定，以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在较小的国家群体中推进规则和监管水平，换成在160多个国家间做同样的事、让所有人都同意就很难。当时的想法是，从10多个国家/地区的合作开始，然后向其他国家扩展。疫情大流行最大的挑战是，下至企业、上到国家明确意识到这个挑战并适应这个挑战。换句话说，不能只依赖一个国家或一个供应商，必须多样化，在供应链中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库存上也有意识地多做工作。这些都是要与时俱进。但若因此就选择封闭起来自给自足，结果将是破坏性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历史很长。现在，中国已有30多年没再用这个概念了，局势紧张时，可能自力更生的愿望会变得更强烈，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这个想法可能很好，但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就不好了。美国也一样。如果单纯强调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提供医疗用品，不如让货源渠道多样化更有意义。昨晚我和一家大科技公司负责人通话，他们比较幸运，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供应商，也有墨西哥的供应商，但随着新冠病毒在墨西哥传播，他们担心墨西哥的供应问题。因此，毫无疑问与时俱进是必要的，问题是要不断自我调适，还是重新依赖成本高昂的自给自足。
佐利克：上世纪30年代很多国家试图依靠封闭经济，但效果并不理想。美国那时全球贸易顺差，25％的失业率，通过封闭经济把资源和企业投入到低效率的努力中，代价很高。同时为特殊利益集团打开了一扇门，每个利益集团都会找到需要特殊保护的理由。它提高了供应品价格，增加了成本降低了竞争力，另外，封闭经济对美国的出口行业也非常不利。
《财经》：中国未来在整个全球供应链上还像今天一样举足轻重吗？佐利克：首先，中国自身经济将会发生转变。中国正在建立自己国内的供应链，需要继续促进国内消费——十多年来政府一直试图说服大众不能靠过去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出口来促增长，这些将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它将带来更高的服务业和其他国内消费占比。其次，中国对于其对零部件的依赖也会变得敏感，尤其是当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打算实施出口管制的话。第三，作为其他供应链组件生产国，中国在疫情前已经受到了影响，一些变化在疫情后也会发生。此前有些企业把业务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国家，这里面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也有资源基础多样化的考虑。我对中国的建议是，一些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中国将成为变革的源头，疫情将导致变化加速来临，或为变化提供多重诱因。很难说变化将如何呈现，它取决于全球是否经济复苏。或者某些削弱复苏的力量，如保护主义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有些取决于政府政策。我不赞成美国、中国、欧洲或其他任何国家采用封闭经济。中国是一个如何利用贸易体系使数亿人摆脱贫困的成功故事，我希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确实很难预测，因为它既是公共卫生危机又附加着经济挑战，应对的选择又会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产生政治影响。各国政府都在吸取经验教训，厘清民众健康和经济复苏的顺序。而且还有很多的未知，比如疫情是否一波接一波？研发疫苗、治疗方法、免疫性等等，这些都让人无法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
摩擦如何导致误判总是很难预测。这种破裂更多地体现在紧张局势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放缓等方面，这使得处理其他问题变得更难《财经》：是的，很多科学家认为疫情还只是处于初期，你担心的下行风险是什么？
佐利克：就下行风险而言，我担心的是：适度的复苏，失业率下降随后卡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本来脆弱的复苏挫折不断，政府有压力去抵消人民的苦难，人们失去信心。信心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也很重要。当人们感到恐惧害怕时，倾向于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这就强化了封闭经济的危险。有时，人们非常恐惧时会寻求简单但往往是错误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一直认为，主要经济体求同存异去理顺合作之路，中国、美国和欧盟等其他国家对此尤其肩负责任，这就回到了我关于透明和开放性的观点。对于新冠病毒，共享信息、理解信息和获取更好的数据可以建立信心。这很难，在2008年金融危机或其他类似事件中，比如1989年前后我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务卿贝克一起工作，那时候冷战终结，很多人被时代大潮搅得昏头转向，但我们非常建设性地利用了历史契机。我认为，必须要有方向感，建立反馈循环，诚实，评估错误。认识到所有这些，如果大国间规划出促进共同利益的方式，世界才能变得更好。相信会有一些困难时期，但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如何采取行动。开诚布公，我不喜欢美国的一些政策。我认为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责任更大，它们同时须照顾好本国公众。
《财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大萧条与二战紧密相关。佐利克：摩擦如何导致误判总是很难预测。这种破裂更多地体现在紧张局势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放缓等方面，这使得处理其他问题变得更难。比如朝鲜领导人的不确定性，美国、韩国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我举朝鲜的例子是要说明无论是石油价格崩溃，还是气候变化等，总有人趁火打劫，人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很高，总有各种欺诈活动。所以尽管各国有各国的想法和看法，但如果选择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话，大家的境况都会好很多。
佐利克：全球化是一个现实，而不是一个选项。因此它不是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大流行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或移民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全球的现实。全球化的模式已然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就像前面我谈到的贸易网络的性质，贸易网络在疫情前已然变化，技术变革也将影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这也重审了国家和公众必须决定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还是不断调适自身。如果各国承认其共同利益，后者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挑战是，不同政府和国家感到恐惧和不确定就试图回撤，但局限在自己的边界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本质。
《财经》：如果疫情及其后果会带来新常态，全球的新常态是什么？
佐利克：如果回归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了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美国在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直在此国际秩序之外，随后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到这个国际秩序之中。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这一国际秩序也在不断变化适应，始终在变化的过程中——我的意思是，不要觉得这个国际秩序带来的利好理所当然。回想起来，我提到过中国应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向美国和中国大众表达的是，中国已从该体系中受益。到2005年时，中国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WHO）、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等等，加入到各种国际条约之中。美国政策的重点不应仅强调融入国际体系的形式，还应该强调融入国际体系的规范。最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退出了一些国际机构，过去美国试图用这些机构施加影响力——围绕于此的辩论涉及世卫组织、世贸组织等等。问题是，这些有70年历史的国际机构体系能进行建设性地调适吗？现在的现实是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在我看来，中国采取了双轨路线：一轨是在国际机构架框下展开工作并试图推进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这不足为奇，各国都如此。另一轨是中国历史熟稔的朝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是其象征：中国为其他国家带来利益，其他国家须给予中国一定的尊崇和敬重，更不要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我无法对此进行预测，但能提供另一个历史的类比：如果运行了70年的国际体系崩溃，那时的世界看起来可能更像1900年的世界：一系列世界大国俄罗斯、日本、崛起的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群雄并立，互相角力。2020年的世界群雄包括美国、中国、印度，经济意义上的欧盟——在安全议题上欧盟角色尚不清楚，试图找到自己位置的英国，试图在美中之间找到关系定位的日本，尽管问题缠身但凭借其庞大的地理区域、安全能力和能源资源而施加影响的俄罗斯。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既然有70年历史的国际体系效率较低，它可能意味着中小国家最终不得不落入大国势力范围之内，存在各种引爆点。这是一个历史参考点来提醒人们，不要放弃当前的国际体系。
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国际体系里就没有多少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财经》：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处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点。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
佐利克：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美中关系越来越充满争议和尖酸刻薄，恐怕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它也会有增无减。中方无论是官方还是大众都敌意渐浓，可能会导致摩擦和危险。在美国，有人认为过去美国和中国的合作是失败的，针对这种观点我指出，他们大错而特错，从核不扩散到贸易再到金融、环境问题都可以驳斥这个观点，我不是说一切静好，差异是存在的。但因中美关系不那么平顺就直接得出结论中美合作失败，那是误导，实际上中美合作为美国、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很多好处。在个人层面上，我试图为美国辩论中打开一些空间，这样在2020年大选之后，美国新政府有更大的空间来适应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合作的现实。在中国方面，如果中国以透明和开放的方式做回应，并继续努力寻找合作的解决方案，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
佐利克：是的，不过我发表我的观点时，有批评的声音也有赞同的声音。我试图引发人们思考并进行辩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要应对国际大流行病、气候变化、核扩散以及与伊朗或朝鲜打交道，或者其他主题，若中美处于对峙状态则困难重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永远要在所有事情上达成共识，涉及到知识产权政策或强制性技术转让政策、南中国海问题或中国香港等问题，可能分歧很多，但重要的是理解，即使看法有分歧，仍然可以共同完成很多工作。 举例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中，美国商界对美中关系非常支持。后来由于缺乏互惠、侵犯知识产权和其他原因，美国商界开始感到沮丧而变得消极。但我相信，美国商界的一些人觉得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有些过火。因此，前不久我受美国中国商会邀请在他们年会上给约800人发表讲话——很多与会者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的人士。我的演讲赢得了他们的起立鼓掌——我开玩笑说他们是急于在晚餐后回家，但现实是他们期望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有时，中国在不同领域可能反应过度，但我试图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平衡。有趣的是，民调数据有不确定，因为它不会显示问题的张力，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指出，美国千禧一代和年轻的美国人实际上更认同我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才更了解世界紧密相联，更了解处理气候变化等话题的复杂性。问题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华言论和辩论变得更加尖锐，美国大众其实对中国也不那么敌对，但共和党试图改变叙事环境，部分是因为特朗普，部分是因为国会。不幸的是，在今年的美国选举中特朗普总统会继续指责中国，因为他需要转移责任。一些共和党人也会添油加醋。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和民主党人当然不想看起来在对中国软弱，他们的回应也不会友善。但在美国的体系中，不同的声音还是可以为中美关系的辩论做出贡献，人们可能不完全同意某个意见，但可能愿意进行深入考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无论在美国国务院、做贸易谈判代表，还是在世界银行工作，这些经历让我相信，需要务实并取得成果，涓涓细流汇成大海。佐利克：很难说。如果特朗普连任，他要在第二个任期考虑作为总统的遗产，算计美中关系紧张对他是利是弊，一味强硬也有后果。他和中国的贸易协定专注于买买买，而不关注规则，所以算不上好协议，但他想要让它看起来像很成功的样子。很难预测他连任下的中美关系，我都无法预测特朗普下周要做什么，更不要说他决定去完成某个历史性的转变。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我就对一些中国同事说过，不要以为看明白了他——他们认为他是个自负的商人，只想着做生意，照顾他的家人。我提醒他们，不要被表面误导，他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客。他四处违反规则，部分原因是希望以此向他的执政之基、选民来彰显自己的真实性。比如在墨西哥建墙和反移民的问题上，他永远不会放弃，因为他需要向他的政治选民表明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坦率地说，我认为他极力避免的是国外战争和冲突：他想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不想在任何地方卷入战争，因为他认为这些战争代价高昂且无休无止。说真的，他需要与前任有所不同——因此，他的前任从不与朝鲜打交道，他就直接联系金正恩；假设奥巴马未与伊朗打交道，他改变立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理解特朗普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的思想中，一定要同他的执政之基所代表的相一致，证明他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我认为他永远不能完全解决在贸易上存在的问题，因为那不过是他死活都要显示他与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一部分。
《财经》：你说到中国应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成为或接近成为这样的利益攸关方了吗？
佐利克：在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上，我认为中国采取了两条道路。一种是尝试从国际体系内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另一种是创建替代体系，但创建替代体系，无论用朝贡方式还是其他的想法，最终都关隘重重。但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国际体系里就没有多少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当然我敦促各方奉行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如你所说，我的观点变成了少数派。最后我想说，政治学家可以讨论和辩论所有这些术语。但在现实世界中，更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步骤是，协同工作，共同研发出疫苗并彻底祛除疫情，帮助全球复苏，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本文来源：财经十一人，本文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