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图：网络）
中国的开放来之不易，中国的全球化更是来之不易，或者说，无论是开放和全球化在中国并非是必然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开放过，但明清之后数百年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直到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里也是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只和有限的国家交往，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开放。不过，向西方开放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定对外开放时，他们的决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为挨打而被动开放，改革开放就是主动向世界开放。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这也是开放政策比较顺利的原因。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推”和“拉”的互动关系。中国主动“推”，积极推动自己的开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国，即欢迎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转型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状态转型成为最大贸易国家，从农业大国转型成为世界工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结果。
▲ 中国的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机遇。（图：网络）
新冠疫情会成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熔断器，熔断两者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联，导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吗？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已经深度融合，没有可能被新冠疫情所熔断，更不用说中国再次封闭起来了。的确，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人们一直相信中国和西方经济互相依赖的力量。美国的一些人甚至将其称为“中美国”，而中国的一些人称其为“中美婚姻关系”。
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决心
即使美国开始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也是这么行动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新冠疫情似乎正在改变一切。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中国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勃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在促成中国和美国之间冷战的升级，更指向中美局部热战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与中国之间从往日的“拉”和“推”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和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已经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了。
首先是西方的“挤”。西方对中国的不放心由来已久，也可以理解。自1990年代初以来，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其背后折射的是对中国的不放心。对一个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体系的国家，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和中国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政治信任，各种关系皆维持在利益关系上。
这也可以理解，国家间的关系都是利益关系，唯有利益是永恒的。不过，光有利益关系并不足够。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软力量。没有软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为一种威胁。实际上，在新冠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评中国，把世界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度“武器化”，即中国利用这种高度依存关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即“经济制裁”，但因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即使中国并没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认为中国在这样做。
从不相信中国到感觉到中国的“威胁”，到排挤中国，这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中美贸易战无疑是西方和中国关系的转折点。之前，西方总是认为有能力改变中国，通过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中国塑造成他们想看到的国家。但贸易战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放弃了这一西方学者认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变不了中国，就转而排挤中国。
病毒所引发的西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就是这一逻辑的延伸。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议程的。对疫情在美国的扩散，他们从来就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一直把责任推给中国。从病毒冠名之争和病毒起源的各种阴谋论，到后来的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指责和对中国“秋后算账”，各种行为都是这一议程的一部分。
很显然，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卫生物资，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视为“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和“地缘政治外交“。秋后算账的声音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
除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出现逆转，否则西方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反华”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无论是在疫情之中还是疫情之后。
在西方对中国转向“挤”的时候，中国本身也从“推”转向了“退”。“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实际上，在物理和物质意义层面，正如“一带一路”倡议等项目所显示的，中国近年来刚刚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态度层面，很多人开始从世界体系回撤，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持有了美国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态。
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
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
人们的心态则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而物质（尤其是技术）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
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
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于，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门不作为。人们忘记了，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战狼式外交”的人们，他们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考虑到外部影响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争议事件呢？
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xx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
“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
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例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
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也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
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因为各种原因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
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需要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而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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