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掀起了降息潮，随着美国经济也进入降息周期，迄今共有30多个国家先后降息。降息显然是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年初的3.5%，调降至3.2%。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摩擦也有加剧迹象。此外，地区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如英国脱欧、印巴冲突等。我认为，降息和经济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而且经济与社会震荡会加剧。
全球经济接力赛缺乏接棒者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但全球的产业转移逐步从美欧转向东亚，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得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被侵蚀，日本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接棒者。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1946~1973年，平均GDP增速达到9.4%，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规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数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其GDP在全球占比达到17.4%，占美国的70%，这是迄今中国都尚未达到的全球份额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之后依然维持在极低的增速，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这20年，中国经济迅猛崛起，GDP增速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不过，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尚不够大，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的领跑者。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则在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出口贸易方面，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方面，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应该从2009年开始算起。至于能不能称之为领跑者，则不能单纯依据GDP的增量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因为从增量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即中国一年的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GDP，美国只相当于一个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也早已全球第一。
从今后5~6年看，美国经济平均增速恐怕很难超过2.7%，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至少会维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不减。
但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今，已经出现了长达九年的增速下行，尽管个别年份有回稳，但不改下行趋势。这也显著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毕竟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30%。
那么，当欧美日经济走弱，中国经济增速也放缓的同时，有没有其他经济体在崛起呢？我们自然会想到印度，毕竟印度的人口数量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国。印度GDP增速尽管连续五年全球第一，但其经济体量依然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增速最高也就7%左右，与中国差距不大。
今年以来，印度已经三次降息，上半年GDP增速只有5.4%，低于中国近一个百分点，说明其经济并不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刺激经济，但多属于短期政策，而改革方面的举措较少。
纵观历史，全球性的制造业转移，从欧洲到美国，再从欧美到日本、亚洲四小龙，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如今，虽然有部分产业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国，但总量并不大。并不是说没有转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国是一个技术配套、市场容量、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且成体系的经济体，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取代的。
当然，21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肯定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具备后发优势，人口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今后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就难以避免。对全球经济而言，来自中国的需求下降，对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经济体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这轮经济下行过程是在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降息的空间和作用都有限。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各国央行的可用手段会非常有限。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
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二战结束后至今，我们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70多年了。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但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GDP的比例，发现从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到2~3倍。但战争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大约是5~6倍，德国为4倍左右。
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所以，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
问题在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于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的工薪阶层认为，华尔街通过玩资本游戏，获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国传统行业的工薪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问题，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收入不均，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存在资本“掠夺”现象。
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年年喊，但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
最典型的如南美洲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前期发展也比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这一危险区域。
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我们正处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而且过去70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导致了人口大幅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延长。为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1945年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央行刺激的空间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
他说的相似时间，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不过，我觉得不会有战争，因为我非常认同《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让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利益格局被打破——动荡不可避免
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利益阶层固化。1925年，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底层人士奋斗而最终梦灭的故事。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
就美国而言，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下，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贸易不平衡，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并因此对美导致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提出贸易平衡的要求。特朗普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低层的白人，实际上也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
中美贸易实际上更多属于互补型的，美国出现的逆差，缘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而美国则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现代化农业，于是，中国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加工品和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农产品都是比较优势下的合理选择。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注定了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消除，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方不能撇开资源禀赋的特点来要求贸易平衡。
特朗普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引进外资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加工厂”，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需要改写——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类产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模式。
当国内利益矛盾难以解决，或者改革无法推进（如前所述）背景下，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借口，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是霸权国家的通常做法。但问题在于，即便在外部冲突中占了便宜，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因此，全球长期和平环境对各国内部所造成的问题，会伴随着和平的久远而越发尖锐，最终一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加剧。
即便像委内瑞拉资源那么富裕的国家，一样会陷入“饥饿”，即便当年大家都认为联盟是一种更经济、更能增强实力的模式，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中，相信这仅仅是欧盟分裂的开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时候，往往是日子都好过的时候，一旦日子难过了，分的想法就多了。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贸易摩擦、逆全球化、退群甚至推翻原有协议等事件还会继续发生，导致动荡加剧。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性需求还会继续上升。
